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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猜猜看,过去两年,哪家科技类跨国巨头的高管们来中国次数最多。

【摘要】猜猜看,过去两年,哪家科技类跨国巨头的高管们来中国次数最多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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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通信行业第一自媒体



本文作者:王如晨

本文来源:夸克点评(Quark_media)

杂谈投稿邮箱:631255063@qq.com


尽管媒体里看到过艾文·雅各布活动的身影,但当84岁的他走进会议室,高大、挺拔的身材依然瞬间让人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力场。


他让我突然想起2008年曾采访过的另一个全球半导体业风云人物——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。如今他已经87岁,白发苍苍,精神矍铄,每个季度对外的言论,都会受到全球半导体业瞩目。


他们都有一种让时光凝滞的人格魅力。不是来自其他,而是与世事博弈的尊严感。


但我今日会过滤掉对这种传奇人物的敬仰,叙述一下这一周期巨头高通的微妙动向。


老实说,它正处于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境:平静的水面之下,波涛汹涌。有险滩,也有斑斓的新世界。巨头正努力拨开迷乱的水草,试图跃出水面,见证一种全新的商业奇观。


开始叙述之前,先提一个问题。猜猜看,过去两年,哪家科技类跨国巨头的高管们来中国次数最多。


你可能会猜苹果或英特尔。它们的人马确实来得挺多。英特尔前几年极为密集。而今苹果的库克,几乎每年都飞来几次。但两家都还算不上。最高频的巨头,非高通莫属。


你随便百度一下高通CEO史蒂夫·莫伦科夫、高通VP或EVP的中文名字,准会让你惊讶。



其中的CEO,2016年以来简直是个飞人:不但连番跨洋,每次还都在中国几个城市间密集飞行,尤其北京、贵阳、重庆、上海等地。前不久他竟然还跑到广西去了。马云说他去年飞了800多小时,高通这老大估计一年也几百小时。


美东时间8月18日,高通美国圣地亚哥总部。公司执行副总裁、QTL主席Alex对一众媒体说,上任以来,他到过中国20多次。他去年10月19日正式上任,等于说平均每月两次。抛开国定假日,确实够密的。



过去几年,高通人马确实也经常来,包括艾文·雅各布。但高通从来没有像2016年尤其2017年这么密集过。


巨头为何突然如此钟情中国?这背后隐含着什么商业逻辑?


84岁的艾文·雅各布,至今仍频频接受媒体采访,传递着什么信号?


我相信,这一周期,高通内外一定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。这应该让它感受到了某种压力或某种与中国有关的重大机遇,从而促使它必须通过密集往返中国、公关或布局,尽快化解危机或锁定潜在的机遇。


那么,到底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幕呢?


有一些原因显而易见。


比如,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通信业市场,多年来也一直是高通海外最大的市场。这里不但有它最早的核心分支、多家合资公司、创投项目,更有芯片代工伙伴、许多授权伙伴、方案商等。中国贡献了高通相当比例的营收与利润。


而且,中国正处于一轮ICT升级进程中,这里被视为未来最大的5G市场。这个国家多项前沿战略规划都与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智慧制造等有关,地方政府也正借助信息技术持续改造区域经济结构,完成产业升级。无数的中国企业正经历着全面云化的进程,无数的中国民众已成为全球信息消费与前沿生活理念的先导。


这一切,都隐含着高通新一轮壮阔的发展机会。它有理由继续强力押宝中国。


我们确实也看到,过去两年,高通在中国变得比过去20年更积极,不但积极参加本地举行的全球性展会,更是开始变革过去的布局思路。


过去的高通基本将中国视为“市场”概念,中国分支的营销功能明显,卖芯片、授权专利。当然,它也借助本地半导体代工拓展生态边界。后来它逐渐布局研发、创投。而过去一年,更是设立多家合资公司,并开始通过收购,在中国建立集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集群。


但这些本就是一种基本面,只能算常态。如果其中没有隐含重大的危机或机遇,或另有其他更紧迫的短期诉求,我是不信,高通会拉中国媒体多次前去探访,高管会如此密集往返中国,84岁的老艾文·雅各布亲自驾车前往总部会见中国媒体。


一 、钟情中国背后


1、会是5G吗?


这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素。毕竟是行业下一轮竞逐的高点。就像当年CDMA落地中国前夜,高通创始人艾文·雅各布也曾频繁往来中国。3G、4G大规模开启前后,公司管理层同样显得一往情深。


高通确实是全球5G布局最快的少数玩家之一。它不但拥有基于CDMA发展起来底层网络技术,左右着全球通信标准的演进,更有基于手机终端发展起来的多元、丰富的芯片解决方案。过去32年,它在链接与计算两大维度上,具有强大的行业统摄力。


有人用“铁幕”形容它的技术专利世界。一名高通官方人士有些无奈地说,过去多年,高通在许多人心目中,既是魔鬼,又是天使。


它一定期待这个国家尽快再度上演3G、4G时代美妙的戏剧。密集访问里,种种最新布局里,老艾文·雅各布频频面对中国媒体的微笑里,一定有意味深长的游说。


截至目前,有关5G,乐观的预期是2019年开始商用。这周期,高通与一些同行会完成最后的标准制订、网络及终端测试,并借助过渡期的融合网络形态提前铺垫未来的蓝图。


如果这一时间节点顺利导入,高通应该会有不错的机会。不过,参考3G、4G发牌节点,5G在2019年上马恐怕不会太乐观。这个国家的通信业服务多元而远不均衡。


高通显然期待能尽快达成。一年前,它甚至委托IHS Markit Economics 做一份研究报告,主旨是有关5G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。年初,报告发布。内容强调,到2035年,5G将会创造价值12.3万亿的货物和服务产出,相当于全美2016年消费总额,比中英德日法五国2016年消费总和还多。



它当然不会错过对于中国5G的未来:到2035年,5G经济贡献达9840亿美元,占全球产出1.2%,创造950万新工作,占整个中国新就业的1.3%;如果投入达到预估数额,会推动IC电子与移动终端市占,从2015年的38%提到2035年的56%,消费电子及与光纤相关产品出口,预计达2.5万亿美元,年增6.6%,全球出口占比,从27.4%提到32.1%。


报告为高通渲染出一个绚丽的“中国梦”。个中的味道,非常深沉。


5G上马节点对巨头未来有重大影响。原ARM中国首任总裁、知名投资人谭军先生前日接受我非正规采访时说,紧迫性在于两重:一是这一概念能否尽快落地,事关高通未来资本市场表现。它的概念已经老化;二是如果中国5G上马比预期晚,诸多对手会获得更多追赶机会。比如英特尔不排除在5G基带层面反转,并渗透苹果等巨头。


“中国政府、运营商的态度,对它来说,非常关键。”他说。


2、生态化布局?


上面确实已经写过,过去一年,高通在中国的布局眼花缭乱。我们看到,过去一年,它在贵州、北京多有合资公司落地。尤其是与贵州省政府的合资公司华芯通,还有与大唐系的瓴盛科技等。


半月前,高通EVP、QTL主席来中国,除了游说,还与闻泰宣布达成战略合作,几乎涵盖了高通渗透的所有终端产品线,从手机到PC、VR等。如果再结合它与中芯国际较长的合作,


巨头在中国的生态体系已完全不同于移动互联网开启前的局面。无论姿态还是实际业务面,高通已开始全面融入中国。


高通CEO的活动显得高大上。除了参加国际性行业展会,他来中国,主要跟地方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见面。过去几个月,他跟贵州、上海、重庆、北京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多次沟通,长袖善舞。


这里面肯定有复杂游说。除了依托地方特色产业进行布局,更多则是追随政治风向,从宏观角度铺垫政经关系,为微观产业、具体业务落地创造先机。这应该是高通重塑品牌、沉淀信任的重要策略。


过去多年,它在本地曾遭遇质疑,尤其专利风波。上次反垄断调查案,导致它掏了几十亿元罚款。着眼未来,高通有动力重塑形象。事实上,强化中国投资,也是垄断案了结时它对中国的承诺。


当初,高通对中国做出了不少妥协。诸多手机企业借助避风港与它大打游击战,反垄断案结束后,高通针对它们的专利的授权,据说价格有许多优惠。不过,它也强力维持了自己授权模式在形式上的独立性。应该说,巨头度过了那波危机。


但即便如此,我仍然认为,这不应该是老艾文·雅各布持续现身、高管高频往返中国的,种种动作,虽合乎商业逻辑,但似乎仍未能反映高通短期的诉求。


那到底是什么呢?


二、你看不到的危机


1、阴跌的股价背后


谭军先生对我直言:你看看股价高通的股价,就明白了。


这几个月,我确实经常关注它股价。它没有断崖行情,但几乎是阴跌。通常,这种行情反而最难受,它反映的是一个中长期疲惫的趋势。


导致阴跌原因,我当然能总结出多个方面。


比如:全球手机出货规模虽依旧庞大,但增幅已远不如2012-2015年,高通芯片与授权业务都会受到影响;竞争压力越来越大,联发科去年工艺出现了尴尬,但人事与业务调整后,追赶依然有力。紫光系也不是省油的灯,最近,掌门对高通的攻击不遗余力,甚至直接针对个人;生态开始持续分化。跟三星、苹果一样,华为、小米都有了自己独立AP。华为甚至还有了相当不错的基带芯片。其他企业虽无法脱离高通基带及诸多专利,整体而言,它的市占仍然碑持续分流。芯片业务虽只贡献高通1/3净利,但这种局面会对它的营收面构成挑战。


而与苹果的诉讼,延宕了净利表现。高通授权业务虽只创造公司1/3营收,但利润占比却高达2/3。苹果诉讼里,隐含着高通接近20%的净利风险。


“化解股价被动,无非两个主要方面,要么你的营收增长,尤其新业务营收,要么你的利润表现有保障。“谭军说。


高通前一季报,营收仍在增长,但已明显不如前几年,而净利,则因为苹果诉讼案,直接大幅下挫,导致股价一度大跌。


美国总部采访时,老艾文·雅各布、高通总裁德里克·阿博利、法务部老大均提到了诉讼案。尤其后两人一面批判苹果耍赖的行为,强调自身授权模式合理性,一面又传递高通不排除寻求和解的意愿。法务部老大甚至说,如果有和解机会,会主动“拥抱”。


前两天,高通CEO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,也再度传递了怀柔的信息。看得出,一种微妙的选择。


一个更重要的信息,被谭军视为“和解”的前兆。那就是,一周以前,公司宣布,高通总裁德里克·阿博利年底前离职。他认为,这不排除是向苹果“示好”。


采访中,高通总裁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:逻辑缜密,个性温和但绝不妥协。大概我提的一个商业模式问题让他误解隐含深意,他口吻里有种diss的风格。他毫不妥协地说,高通商业模式并没有变化。他出身律师,在高通已17年。


是啊,你见过哪家技术研发驱动的科技巨头,总裁出身于律师?至少很罕见。


高通官方没有公布他年底离职具体原因。双方算友好分手。相对来说,我更信服谭军的判断,就是总裁为诉讼案做出了牺牲。要知道,他为高通授权业务的拓展、商业模式的广泛落地,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利矛盾消除,立下过汗马功劳。


苹果诉讼案,与中国市场有间接关联。因为它可能动摇高通商业模式。巨头怀柔中国,可能考虑到,无论此案如何演进,它都必须对中国合作伙伴表达深沉的抚慰,建立更深的合作信任。中国手机企业也许并不能为它贡献多少利润,但至少营收面仍能维持相当比例。而未来万物互联时代,这里更是最大的链接机会。


不过,在谭军那里,高通怀柔中国,还有一重更为重要的原因。那就是——


2、恩智浦收购案里的中国筹码!


老实说,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一层。当然,我知道,收购恩智浦,符合高通未来战略路线,比如业务可以互补,能构建更丰富的场景,缓解手机等终端领域增幅放缓、更多终端市场崛起前的压力周期。


恩智浦在全球物联网汽车业的战略地位,足以为高通带来全新的机会。因为,汽车业可能是迄今为止能集成高通几乎所有技术储备的场景。而汽车业又是增长迅猛的庞大市场。中国更是如此。


“恩智浦大约40%的业务在中国。”谭军补了一句,“体会一下它对高通的营收面影响。”


这当然也是他提到的股价变动征兆。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收购成功,但若这一案无法在2017年完成,高通的营收增幅可能会面临压力,股价肯定再度承压。


我这才反应过来。其实我很早就了解这一面:早在2012年,我采访恩智浦中国区高管,那时,恩智浦中国营收已是欧洲两倍,员工则占全球1/3。


那么,决定恩智浦一案完结的条件,除了价格谈妥,海外并购获批外,高通还需要通过中国政府与主管部门的审查。这个选项就复杂了:中美正在政经领域持续博弈,川普政府说要对中国实施301调查,并强调要制裁中国。之前一波制造业回归言论里,已刺激中国多多。如果美国态度继续消极、恶化,恩智浦收购案之类,在中国不排除遭遇延宕。


如此,整个逻辑就顺理成章。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了:高通对中国的种种怀柔,长期看,有它基于愿景所做的生态建设,完全合乎常规的商业逻辑。它也是一个巨头的远见与责任意识。但是,着眼短期,我们确实能体会到,巨头高通正经历着一波复杂的阵痛与挑战,中国虽然不是唯一的巨型市场,但这里辽阔与纵深,富足的试验场,足以给它创造许多缓冲,化解危机。


三、巨头的安全岛


这一切确实无可厚非。只是,巨头能否渡过难关?


过去一段,许多媒体人说它非常危险,产业界也不断渲染危机,仿佛它将是个时代的落寞者。


我觉得,这种言论有太多偏差。它里面隐含一些成见甚至意识形态的东西。


简单来说,这个话题,可以归结为三层:


1、高通成长里,有没有历久弥新的商业价值;


2、高通备受考验的商业模式尤其授权模式,是否仍有存在的合理性;


3、高通能否化解上述多重压力。


老实说,较早时,对于高通,我头脑里确实也有一个霸主、帝国甚至魔鬼的形象,感觉整个产业对它爱恨交加,离不开,又没办法。高通32年的专利储备,足以形成重重铁幕。


不过,通过美国多重采访,我对这家公司有了更多体谅:它的诞生与发展脉络,堪称全球通信业的传奇,变局时刻,它值得此刻的产业界重估价值,值得持续致敬;它的商业模式,根本不是预先设定,而是随着产业发展逐渐优化形成的。看上去坐享其成的授权路径,背后也是一番血泪史。


老实说,当我们意识到,84岁的艾文·雅各布是亲自驾驶汽车前来接受采访时,一种超越成见与传统博弈的思维及意识形态牢笼的感受,瞬间涌现。


“高通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,遇到过很多挑战和风险。”他对夸克点评说,“最后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,如果认为自己处于正确方向,就一定要坚定信念。尽管有时候华尔街的投资者会有所质疑,但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,这样也会最终获得周围人的支持。这些年,高通就是用这样非常坚定的信念战胜重重困难,并不断前进的。”


我删去了几句,但在这里扩展。他描述的整个脉络里,有几处转折点,既涉及商业模式的形成,又足以决定高通的存亡:


1、一个关键的抉择


CDMA原始技术来自军用,军转民时,根本没人看好。当时,有FDMA、GSM,它们最初进展更快,尤其GSM在欧美获得关键部署。雅各布认为,CDMA有技术符合未来趋势。


他对夸克点评等透露,当初从洛杉矶开车到圣地亚哥的路上,他突发灵感,强烈地意识到CDMA的价值。


但高通官方人士对夸克点评透露,当初,斯坦福大学学者、华尔街分析师甚至媒体,都不看好高通选定的技术路径。当然的报纸,一度持续渲染高通是个忽悠、骗子,说投资它,会血本无归。公司一度发不出工资,艾文·雅各布曾对员工表示,可以留下,公司可以管饭。


2、一次关键的演示


1988年10月,拿到一个卫星技术管理车辆的合同,有足够现金流和精力投入CDMA开发。但1989年1月,美国投票选择TDMA,同时欧盟部署基于TDMA的GSM,没人使用CDMA做大规模商业部署。1989年11月,艾文·雅各布为向业界证明CDMA系统技术优势,搭建一套演示系统。


“创始人先演讲,然后再演示。”高通官方人士透露说,当艾文·雅各布演讲快结束时,突然看到人群后面,同事向他挥手,表示演示系统有问题。这可是最为尴尬也很有风险的事。但艾文·雅各布临危不乱,继续演讲,为演示系统修复创造了时间,最终获得成功。


后来,1991年10月,艾文·雅各布等人再邀业界观看技术演示。这次他们提供了手机方面的演示,外界终于意识到消费端的魅力,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它直接推动1992年6月业界展开CDMA标准化讨论。艾文·雅各布说,1993年3月,他在中国第一次做了CDMA的公开演讲。随后标准化工作完成,当年7月开始向全球大规模推广。


3、商业模式试水:从IDM模式到“芯片+授权”


艾文·雅各布说,1995年11月,第一个CDMA系统在中国香港完成部署。不过,当时业界仍有争议。为了消除疑虑,强化信任与部署效率,高通不但自己生产制造CDMA手机,还从事芯片业务。


“一开始CDMA手机也是由高通制造的。制造CDMA手机的地方离这里并不远。”他说,手机在圣迭戈制造出来后,输到中国香港、韩国以及美国其它地方。


但这样会与更多潜在的伙伴产生矛盾,很难帮助更多CDMA企业。为在全球推广CDMA,消除质疑,艾文·雅各布等人决定改变运营模式:1999年,高通分别卖掉手机业务和系统设备业务,从此专注于技术的研发演进、半导体及软件方面。


至此,高通商业模式终于形成。它至今已经延续18年之久。


即便那时,高通仍然遭遇许多艰难。斯坦福大学教授仍在强烈质疑CDMA,甚至说它违反物理定律,华尔街也在不断鼓噪,但艾文·雅各布最终不畏艰巨,坚持下来。


“我们花了大约9年时间,才成功把CDMA引入中国。2001年,中国联通开始部署CDMA网络。”他回忆说。


这里面,能看出,高通商业模式的形成,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,说它躺在专利上坐享其成属于扭曲。CDMA的发展史,确实是全球无线通讯业的一部拓疆史。高通今日地位形成,虽然有后来3G时代的三个版本演化与后来手机业创新驱动,但就核心基础来说,商业模式的形成,才是最根本的基础,此后的发展虽然出彩,无论在网络端还是移动终端,更多是开枝散叶而已。


再去体会一下为何84岁的艾文·雅各布、高通总裁、法务老大三人齐齐强调商业模式尤其授权模式的价值,就能感受到,这是截至目前高通的生命线。它不可能容忍苹果诉讼动摇这个基础。


我这里绝不是为它开脱什么,也没有任何必要。我也并不认为高通商业模式尤其授权模式完美无缺。事实上,我一直觉得,这家公司过去多年缺乏更多包容与体谅,很多时候没有兼顾生态层面的更多创新。它的轻资产商业模式,虽然有合理性,每年20%的营收投入研发,确实令人震撼,但它基于历史形成的底层技术,成了一种无法脱离的路径,它像一种魔咒,哪怕高通的微创新,也足以维持一种铁幕的格局。


只是,我觉得,只要它仍还在遵守商业规则,保持基本的开放,高通仍是一家值得尊重的巨头。


那么,巨头到底能否度过危机周期呢?我并不能给出答案,那也不负责任。我只能给出自己基本的判断。


考察高通的竞争力,要注意三大层面:


1、无论行业如何变化,仍还需要两大要素,一是连接,二是计算。过去32年,高通基本就是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了生态化布局,成就了帝国时代。


而在我看来,移动互联网大规模开启前,连接与计算互相割裂,之后开始融合,成就了移动浪潮。截至目前,高通依然没有失去两个维度的核心竞争力。


华为、爱立信们虽然同样具有连接与计算力,但截至目前,它们更像一个独乐乐的形态,开放的气质仍不够浓厚,尤其华为,高度垂直一体的商业模式带有自我博弈的特征。


英特尔们、英伟达们计算力强大,且各有强大而独立的地盘,但连接力相对逊色。谷歌、微软、中国BAT们有强大的互联网、软件及服务形态,连接、触达市场强悍,但它们的计算力要建立在高通们的基础之上。


2、端到端的服务体系,在一个变局时刻,它会借助强大的专利组合,形成多元、个性化的平台,适应挑战。虽然诸多巨头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武器,并在局部能够分流高通的市占,但若考量综合维度,我还看不出谁能真正颠覆高通。


华为当然很强大了。但是,在我看来,如果未来它不能超越终端形态,并且落实大规模开放,在它的云服务到达一定规模之后,一定会遭遇生态危机的考验。


端到端的服务体系,确实有一些霸道的特征,但它是一种系统化的力量,一个市场无法缺失,它与碎片化的创新土壤互为补充,相得益彰。这就像是苹果与谷歌两大生态,少了一方,另一方也会失去独立的价值。只是说,碎片化的世界,内耗更多,系统化的力量,变动没有那么剧烈。高通这种特质,既给人留下稳健的形象,也给人留下霸气、霸道的印象,毕竟一张老面孔一直在那里。市场期待新的力量崛起。


3、开放之路,以及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创新。


很多人说,5G时代,标准统一,高通话语权会弱化,会被颠覆。它们看不到5G不是凭空诞生,它依然建立在4G基础之上。高通的历史积淀依旧会在未来的统一的标准体系里得以体现。


我也相信,它的市占率,未来可能会被持续分流。但若考察综合地位,它仍会是未来多年的核心玩家。那是因为,5G时代以及更远未来的万物互联时代,会呈现这样的特征:一方面,标准统一,基础设施高度融合、集约;另一方面,碎片化世界日益扩大。


高通的连接与计算两大维度、端到端的服务体系,会适应这两大趋势。它的市占率可能下降,但它自身却会持续受益于日益扩大的蛋糕,高通的整体体量会继续提升。


如果说到最大的挑战,我认为,在于开放趋势之下,高通如何保持研发的创新。它一直在强调营收20%用于研发,迄今470多亿美元的研发投入,但是,未来的研发创新压力会增大,并不是说,你投入大就一定有更大成效。


比如说,高通加快了摩尔定律的演进,也延续了它的寿命。但高通未来的发展,一定会受制于制造端的演进。而这部分,不是它所能左右,甚至也不是现有的半导体制造企业左右,而是微观的材料、化学、生物世界的创新。它意味着,高通们的未来,将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产业创新、社会化创新的基础上。这势必会对它的现有技术地位、授权模式构成挑战。


如果高通不能进一步走向开放,并建立新的生态体系,它的30多年的技术积累,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包袱,一个产业的堰塞湖。


思考远了,收回来。回到我们开头说的话题上吧。至少我觉得,高通一直在变化,尽管它对中国市场带有多重PR、GR的用意,但着眼未来,我还是相信它的战略眼光。若它敞开心胸,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一定会还它一个丰裕的未来。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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